安德拉德七月对阵不败新秀法尔考

实际上，通过技术标准的超前设计和制定，可以有效地减少产业转型的成本，更合理地满足消费者需要，也可以大幅减少电子垃圾、推动人类更为健康的生活。

但由于起点的住房水平过低、发展历史短、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发展不平衡等原因，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状况仍然普遍存在，城镇化过程中向城镇聚集人口的住房需求远未满足，普通工薪阶层住房改善的迫切要求面临收入和房价的尖锐矛盾。公积金制度在我国实行以来，在保障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方面已发挥很大作用。

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出发，理想化目标和可能目标之间会存在巨大差距。在十一五期间，从2007年国务院24号文件扩大廉租房覆盖范围到2008年扩大内需中加大廉租房建设力度，我们估计，到2010年，县以上城市普遍建立廉租房制度、城镇户籍居民应保尽保的目标可以初步实现，林区矿区等特困地区的集中救助可以取得明显效果。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深入，对住宅品质提升要求的重心将逐渐由室内转移到室外，更多移动到增加共享社区资源、完善配套设施、改善居住环境和提高居住质量上来。自助性保障就是在政策鼓励、扶持下自己帮助自己的一种保障方式。包括调整租赁市场的税负结构，鼓励居民利用闲置住房资源出租获利，整治和规范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出租屋，完善对特定群体和特定地区贴租方式的保障政策，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和建立与发展投资于规模化住房租赁的房地产投资基金等。

个人自愿存入住宅银行或住房储蓄账户的钱可以享受减或免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优惠，但这部分储蓄的最终用途必须是自住型的住房消费。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居住总水平仅仅达到2007年国务院27号文件规定的经济适用房标准。《商务周刊》：还有人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美联储这些年来执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您如何看这种观点？陈志武：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个判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为金融危机埋下了根本的伏笔。

但总体上，我觉得现在中国向美国政府表达对美元贬值的担忧，施加这种压力，非常有必要，也不一定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但多少会产生影响，赢得世界很多国家、专业人士或者政客的认同。我担心这可能会使中国的法治和市场化改革产生一些倒退。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根据我对不同国家的时政研究，结论很明显，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法治水平就越低。

而我们要知道，400年前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国家，而当年国库里边存了很多钱的今天还是发展中国家。从长远来说，美元作为绝对的主权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所带来的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包括我自己，非常认同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观点。

陈志武：这是一个错误的药方。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储备的主要货币，跟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么大有很大关系，所以即使中国能够在未来几年里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账户进一步放开，在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之前，我觉得中国的进出口顺差必须要缩小。我知道国资委近几年在国企改革上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干部能上能下、引入外部董事、进行绩效考核等等，但终究换汤不换料。这让我想起以前老话说的南京路上好八连：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住房、汽车、钢琴等按揭贷款，很明显有钱的家庭还可以享受这些东西，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恋爱、婚姻、生活、教育、就业等的机会方面就会面临非常大的不平等。前者的拥趸从金融危机中看到的是该书预言应验，而后者的要义正是要撇清类似于前者这样的思想毒害。如果把更多的收入和财富留给民间，让老百姓去花，他们会把这些钱花在跟民生和消费品有关的轻工业上。从去年开始，特别是雷曼兄弟破产以后，美国金融业界已经有了非常快的自我修复，比如对冲基金行业在尽职调查方面有很多突破，过去6个月里很多投资者找基金管理者签一些协议，使他们每天都可以打开基金的账簿，到托管银行里随时查看基金的投资组合，这在几个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但客观来讲，现在除了抱怨和施加压力以外，未来这些年还难以改变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工具的货币格局。另外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总体上带来的冲击从表面上看不是很大，但是在结构上打击非常大，最大的打击是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得出错误结论的机会，这个结论就是以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系，加上严格的政府管制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反而有利于中国规避金融风险的冲击。

越来越强化的国进民退，使掌握在国家手里的财富越来越多，政府会把这些钱花在基层设施和大的工业项目上面，尤其是高污染的重工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成立32支国民权益基金，把国有资产都融入进去，然后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按照13亿人口的比例全部分配下去，地方的国民权益基金按照当地的居民多分，外来的居民少分的原则也均分下去。

金融市场不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带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就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大儿子，有人违约的时候，从法院到全国人大再到政府的行政官员，他们会更偏袒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答案不言自明。每次金融危机都逼得美国社会做一些调整，每次调整以后的10年里美国的金融资产又翻一番。这里面带来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规模做大不一定真的强，比如中国的三大国有银行在规模上已经排到了世界前几名，但它们的赢利90%多都来自于利差，等于是中国人民银行送给它们的礼物，而不是真正靠市场竞争得到的优势。因为中国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现在的CPI是负的，官方的CPI数字看不出有通胀的迹象，而我们知道资产价格的增长幅度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务周刊》：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人担心美国大印钞票使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将不断贬值，相应地中国也应将人民币贬值，您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陈志武：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3年，我感觉不到物价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并不觉得美国过去一个半多世纪里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代表的是美国金融、经济的失败。但我认为不能完全怪美联储，因为美联储的社会分工和职责是掌握货币的供给量，使其不至于太多或太少，不让通货膨胀率失控。

如果是在6个月以前，可能没有人能做到理性看待美国经济，现在美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正常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应该发挥的作用已经恢复到相当的水平。独立董事到底能行使多大的监督权，到底对企业的发展懂多少，换来换去从党小组到董事会，再从董事会到大学教授，都不见得懂多少企业经营。

总裁很轻易就能解雇其他人，自己却能上不能下。第四个负面后果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常不利。

美国要维系全球金融安全秩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个成本每个国家都应该分担一点，分担的方式是大家可以接受美元小范围内的贬值。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没有想到过去两年间，一本东拼西凑、歪门邪道，经不起任何推敲的阴谋论(《货币战争》)会在中国卖的那么火，因此对于他的新书《金融的逻辑》连续数月在销量排行榜与《货币战争》并驾齐驱感到蛮受鼓舞。为什么？一般都以为，彭博终端提供的是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信息服务，在金融业整体受挫的时候它的销售肯定会受打击。从我个人的判断，我一直觉得未来美元贬值的趋势几乎难以避免，因为美国有这么多的债务。

这次也一样，我看不出来这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灵了●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所以我觉得美元进行一点点的贬值也许是应该的，当然我说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人要臭骂我。

陈志武对记者说，如果针对一个纸老虎来写文章，你的文章读起来就会让人感觉生命力非常强。我们要分析，强化对金融行业监管的结果可能会使哪些社会群体付出更大的利益牺牲。

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坦率地讲，正如过去两年我在很多的文章和采访中强调的，首先是美国的经济并没有进入水深火热。

其实那么多人离开华尔街、离开对冲基金公司之后，不是从此就消失了，而是重新办起了自己的基金管理公司或股权投资公司，使彭博的销售不降反升。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这样最能规避现在没有办法保证透明公正公平的制度环境。道理很简单，过去10年里，尽管每年投入国有企业的资金平均是投入民营经济资金的3.5倍左右，但在就业方面，国有经济平均每年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是负贡献，而民营经济过去10年里每年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都在400万—600万之间。

这样一来的话，改革的动力和压力又变小，所以未来短期内改革还很难。而判断货币供应量的多少，最重要甚至独一无二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即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只要通货膨胀率没有失控，那就说明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太多。

本来不想和跳大神的人去争辩什么是金融，但从去年9月份开始越来越恶化的金融危机给《货币战争》帮了很多忙，今年我回国后发现它影响是这么大，很多领导要求下属人手一册一定要看。中国的市场化出来的钱的确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还很低，投资和理财的选择空间很小，在政府高度管制金融和国有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各种资产价格必然会扭曲和出现畸形资产泡沫。

中国恰恰需要加快金融创新来扩大内需《商务周刊》：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大家都在反思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教训，有人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市场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监管和制衡而失控，因此以后应加强监管而不能放任市场，对此您怎么看？陈志武：我觉得现在谈这个话题正当其时。就业机会减少使得接下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局面会继续恶化，由此对劳动力价格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